“没事儿，咱们差不多问完了。”我一边轻轻拍了拍她身上款式简单、洗得黑中泛白的传统哈尼族服饰，一边轻声安慰着她，低头教她用备好的印泥在签字单上按出一个红彤彤的手印。像阿珍这样不识字、又不通汉话的，我们当天就遇到了六个，同行的组员们努力地解释着每个问题，不自觉地用手势比划着，有时甚至不由得手舞足蹈，不甚滑稽的模样把前来帮忙的村干部和访谈的村民们都给逗乐了。

阿珍来自于云南省元阳县保山寨村，村庄坐落在层峦耸翠的丛林深处，从县城开车到村里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进入还需拾级而上数百个台阶，村里几乎没有汽车，交通极为不便。保山寨村日中为市，留在当地的大多是耄耋老人、妇女还有街边玩闹的小孩，他们也成为了我们调研的主要对象。村里民风淳朴，村民们的回答可谓十分认真。“您家里有冰箱吗？”“莫得。”“那有电视机吗？”“有个小呢。”“小摩托车呢？”“也莫得。”带着小心翼翼和试探色彩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村民们思考后直率地点头、摇头，不带有多余的、遮掩的解释，真诚而坦荡。经历了一次次反复却独特的对话后，我愈发把握了此番访谈的技巧与真谛——过度的怜悯略显居高临下，乐观的共情方显真诚自然。“家庭年收入八千元”，一个从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眼里看起来是多么可怕又令人感到危机的数字，在村民口中却是一个个幸福的、充满自豪感的答案。

贫苦却幸福，是此次千村调查之行我对元阳县村民精神面貌最深刻的体会。

上天赋予辛勤劳作的元阳人民自然以馈赠，让他们依山傍水，耕耘着光彩交融的哈尼梯田，享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生活，却同时又给他们铐上了一把地理屏障的枷锁。村民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似乎成为了元阳县上百年传承的“贫困基因”。他们靠天吃饭、生活节俭、教育资源稀缺、娱乐生活匮乏，可他们又为何给我留下如此乐观与幸福的深刻印象呢？我想，那便是因为——如果贫穷只是个地理的相对概念，那哪怕不与城市相比，元阳人民也是全国农村地区中脱贫之路走的最为艰难的之一；可贫穷却也是一个历史的相对概念，当我问到每一户农家同样的问题：“您的生活有比去年过得更好吗？”一位位朴实的、饱经风霜的村民不断点头时，我最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脱贫路上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每一个提到未来生活不禁上扬的嘴角，都是给予国家政策和扶贫干部最真切、也是最光荣的勋章。

沿途有幸遇到了很多优秀的挂职驻村干部，其中有两位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位是最新上任的上海徐汇区赴元阳的挂职干部朱炜同志，他做事尽职尽责，为人谦逊和蔼，微胖的脸上戴着一幅象征“知识”的镜框，走到哪儿都是亲切地笑着，我们常十分期待地围绕在他身边听他讲述过去一年挂职的经历：“当时决定过来挂职，家里人都不愿意，谁能想到这边真是养人呢，壮丽梯田，I级水质，我现在身体倍儿棒，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调侃他肯定晒黑了不少，他自豪地拍拍胸脯说道：“这也是我这次来挂职最美的印记和勋章。”另一位便是上财校团委副书记袁海萍老师，他曾到元阳挂职一年半，这次又作为带队老师负责整个团队与当地的事宜对接。他为人随和幽默，亲切地让我们称他“海萍哥”，与当地干部也能“打成一片”，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我以前经常和这些元阳的同事们坐在村角摊子那儿聊公事，喝酒谈心到半夜两三点，元阳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当时我离开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是哭着走的。”我一度以为挂职只是一项需要认真完成的工作，但这一番番感情深厚的话语，让我明白，扶贫更是一场干部们的心路之旅，每一位扶贫人不仅将身心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更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增添上一抹有深厚意味的、旖旎的风光。

自此次调研过后，扶贫事业在我心中，不再是一组组宏观的数据和略显陌生的欢呼，更是一幅身边万千榜样注入了无数心血的生动画卷。

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增才干，献良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7天，10个行政村，200份调查问卷。我深刻认识到：互联网不全是中国，北上广也不全是中国，祖国图卷里要加上我沿途的所见所感才够完整。扶贫干部是祖国大地最美的风景，是我沿途遇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榜样。希望自己能早日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仍记得离别那天，我坐着车行驶在返程的高速公路上，看着窗外土灰色砖瓦的平房小屋聚从而生，依山而建，忽隐忽现，心中有股浓烈的不舍之情喷涌出来——千村调查，不负此行，元阳情深，定永铭记。